k1体育那些往胡同里搬蜂窝煤的日子仿佛仍在昨天谈及北京胡同，有谚语称：“大胡同三千六，小胡同多如牛毛。”无论是说得上名字的菊儿胡同、帽儿胡同，亦或是由动物命名的鸡爪胡同，胡同对外地人而言是新鲜，可之于老北京人却是命脉，也是深藏着市井光影变幻的绵长记忆。

　　作家侯磊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在他看来，“胡同中的日子看似逍遥自在，却又时刻操劳”。除一日三餐外，掸灰尘、抹桌案、缝衣服、纳鞋底……家务活儿充满了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而活儿最多的时候，还要数冬天。

　　与冬日取暖相随的是备煤、笼火、封火、搪炉子、刷烟筒等一系列事务，这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诸多麻烦，却也无形中承载了胡同孩子的童年时光，只是如今这一切都随着城市“煤改电”成为过去式。对侯磊来说，“那拎着簸箕来到蜂窝煤山前，掀起塑料布和棉被，撸起袖子搬蜂窝煤的日子，仿佛仍在昨天。”

　　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，女人做家庭主妇，丈夫或许是位老工人、老技术员，或某个行业的老师傅，每月挣七十六块钱。——这已不算少，夫妇俩若是养活五个孩子，那么就在吃补助的边缘。主妇们还来开居委会的会，在胡同里做广播体操。若夫妇都是1949年进城的干部，各挣一百多块，同样养五个孩子，能拿“老莫”（莫斯科餐厅）当食堂。吃一顿老莫要三至五元，普通人是不会去想的。平房的狭窄和贫穷，限制了大杂院中人的思维。想的是如何处处省钱，对人力和时间在所不惜，生活都过得琐碎如芝麻。

　　胡同中的日子看似逍遥自在，却又时刻操劳，因为你在胡同的内里。你的每一件事，每一秒的呼吸都在其中。

　　北京多风也多土，平房的桌椅家具容易落土。人的标准动作便是常年拿着鸡毛掸子，在座钟、胆瓶、帽筒、杌凳之间……每天一阵乱掸，或投投搌布擦抹桌案。与其他各地不同，这里遵循的不是经济效率，而是在规矩、秩序与习俗的规训下，形成了做家务的行为艺术、表演与穷讲究。住平房就是活儿多，要过得滋润就得雇厨子老妈儿。而活儿最多的时候，是冬天。

　　这一日三餐的基础，都建立在火的基础上，先烧火才能做饭，而火上是永远要坐着水壶，以便随时可洗漱和沏茶。那么家务所围绕的根本，是挑水、备煤、笼火及其外围一切事务，人忙得跟身处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一般。好几段相声都跟笼火有关：《摇煤球》《教子有方》等。孩子从小都跟着大人笼火，人人都得会笼火，否则，那就是少爷。多数的家务都维系在一件事上：吃。早晨起来先要喝茶，如果在外买完早点到家，吃完早点收拾收拾，10点去买菜，11点回来做饭，择菜洗菜，12点准时吃饭。刷碗在午后1点半到2点。睡个午觉或者洗洗衣服，打打毛衣，下午4点半再继续外出买菜做饭，6点钟吃饭。晚上，给孩子大人缝缝补补，做衣服、纳鞋底子。买菜必须去菜市场，现吃现买现做，不接受超市里的半成品和快餐。一不吃切面，二不吃挂面，要吃手擀面，那您就挽挽袖子亲自下厨去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中午的剩饭剩菜用罩子罩上，以防止苍蝇来瓜分。晚上所有的剩菜回锅炒一遍，防止有哈喇味儿。

　　在冬日里，这一切变得尤其重要且复杂，让人觉得笼火的目的，表面上为了取暖，实则促进了人类进化。

　　过去管生炉子叫添火，北京是农历的十月初一添火，二月初一撤火，如同现在从公历11月15日至来年3月15日供暖气。在没有煤气罐、电暖气、热得快和微波炉的年代，火炉子打坐在北方平房室内的中心，要长年不灭，全天的每一刻都可能被它拴住了。（那时候夏天也要靠它烧水做饭。）

　　它装着烟筒，好像背上插着杆旗子。为了它，要把玻璃窗上掏个圆洞，将烟筒捅出窗外，再装个拐脖儿，烟筒下面挂个小斗，以接滴下来的烟油子，若是滴在地面上，会冻成一个馒头形的烟油鼓包，与房檐下悬挂的冰凌相对。屋内要有风斗，保证随时与外界通风，还不至于被风灌到屋内，不能冻着也不能熏（念xn）着——煤气中毒。小学时的手工课上，老师教做风斗，也教过做套袖，扎风筝。熏着的事时有发生，五年级时，班里有位女同学在家被熏死了。噩耗于中午传来，下午全班整整哭了一节课，那空着的位子，很快被撤掉了。她比我们大一岁，有人说她很贱招儿，有人说她很勤快，我记得她总是借给我铅笔，甚至还帮我提过裤子。

　　清朝、以来，烧火用铁炉子，早先烧块状的硬煤。北京的煤分北山——位于门头沟和南山——位于房山两处，门头沟的煤容易着但不禁烧，房山的煤耐烧但容易碎。过去煤铺的广告，总是写“南山高末，北山红煤”。最好的是大同、阳泉一带的山西煤，由骆驼从京西拉来的。硬煤可分为烟儿煤和无烟儿煤。烟儿煤易碎，无烟儿煤很硬。硬煤之于煤球，好似腌咸菜的大粒儿盐和精盐，而炭，那就是加碘盐了。大饭庄子专有伙计伺候炉灶，买煤运煤，开火封火，以保证需要时火冲。被改为领导宅子或国家机关的大四合院后，都有各自的炉房炉工。院落附近有卸下来的硬煤煤山，总有孩子爬上爬下地玩，拿煤块互砍，但从没产生过莫言笔下人饿得吃煤块的那种想法。想象中，那些人肯定吃的是烟儿煤，因为无烟儿煤硬得砸不动。小时候有过这样的事：两个男孩拿煤砍着玩时，正好有个女孩路过，煤块把女孩的一只眼砍瞎了。商议的办法，是两个男孩每家各出了一万块钱，总共两万块，就代表着女孩眼睛的价值了。

　　上小学一、二年级时，在教室靠里一组的第一个座位前头是个大火炉子，蜂窝煤比家用的要大。老师上课时脚冷了，就把脚伸到炉膛口取暖。那位坐第一个的同学烤火十分方便。可早上班主任一进教室，就命他将课桌拉到一米开外：“以前有一学生，穿了件棉猴儿（棉大衣）上课，一会儿上着上着，怎么不对味儿了？我赶紧把他棉猴儿撇外面去了，那腿啊，都给烫了。”

　　冬天时，在门洞里，院子的墙根下，大白菜和蜂窝煤如黑白双煞一般相互反衬着。大白菜上都蹭着煤末子。人人都是蜂窝煤、蜂窝炭和大白菜的鉴定行家。论火力，烟儿煤、煤球都大于蜂窝煤。如果蜂窝煤不好的话，烧乏的煤能保持完整的形状。80年代有老外来琉璃厂淘古玩，见屋内有烧过且完整的乏煤，竟然掏钱要买。店家一时兴起开起了玩笑：“二百美子（美金），拿去。”老外拍出钱来，拿出纸张包着“文物”就走了。店家跑出来，愣没追上。

　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几年买煤也凭本，买了多少由送煤工填写，每年都换新的。一些胡同里有煤厂、煤铺，我每天早市买菜的中剪子巷，还有初中骑车上学路上的前、后永康胡同那里，都曾经有煤厂。在一个大铁皮棚子下，里面有各种机器哐当哐当地轧蜂窝煤。据说蜂窝煤是日本传来的，便感觉煤厂阴森得像731部队。蜂窝煤讲究是哪里的什么煤，要掺入不同比例的黄土或石灰，掺少了容易碎，掺多了烧着发硬。

　　炭不是木炭，是蜂窝炭的简称，和蜂窝煤同一造型，块头略小，厚度稍薄，颜色更浅，像烘干的绿茶。它里面有锯末，容易点燃。冬天，有蹬着三轮板儿车的师傅上门送煤送炭。20世纪90年代蜂窝煤每块一毛五，炭则是两毛。后来便赛着涨价，蜂窝煤四毛，炭五毛；蜂窝煤五毛，炭一着急，直接涨到了一块。

　　搬煤是我能为母亲、奶奶所做的为数不多的与取暖相关的家务活。冬天，堆起来的蜂窝煤最外面的一层，外壁上挂着一层白霜，是煤里的湿气结成的冰，煤之间都会冻在一起。用铁皮簸箕搬，要摞起三四层，大的簸箕一层能装四块，码三层，三四一十二，上面再顶一块。小的簸箕一层呈三角状也可码放三块。每次在院子里、屋檐下倒腾蜂窝煤时，都戴上黑乎乎的劳动手套。大人还说，搬起时要上体正直，用胳膊劲儿而不用腰劲儿，以免把腰给闪着。

　　买来的硬煤都会带上不少煤末子，一倒一地，几乎家家都会自制煤球儿。煤末子倒上水掺点黄土泥，全部沤湿了，如和稀泥一般，和好摊在窗根下，再划成小方块，或干脆下手去攥成煤球儿，就当练做汆丸子了。听一位老哥讲，六七十年代论斤买煤球儿，约莫是一百斤一块二。胡同里有拎着花盆、走街串巷吆喝摇煤球儿的师傅，可以请到家中来摇。上小学时，能有小半个操场都在晒煤末子，总是请一位黑脸大汉来摇煤球儿，他的脸如同一截黑树皮，不知该管他叫大叔还是大爷。

　　这位大汉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一身破旧的蓝布工作服，腰上围着黑得看不出颜色的围裙，戴着深色的套袖。过去他们都是河北定兴人。摇煤球儿有个笸箩，笸箩下接个花盆，用来接漏出来的煤末子。摇元宵的笸箩下面有轱辘，只用手来回摇，而摇煤球儿要弯腰半蹲着，以自己的腰为轴，用两膀的力气来摇晃。在粮食定量的年代，普通人每月粮票三十斤，重体力劳动者是四十五斤，摇煤球儿的每月有六十斤。他们和淘大粪的一样，路边上买张二斤重的烙饼，卷巴卷巴，就着凉水几下就吃完了。

　　他摇煤球儿的时候，我们在操场上一边玩一种如乒乓球大小的塑料弹力球，一边看着他摇。弹力球不小心扔远了，一跳一跳地落入煤海中，我们踮着脚跑到正在晾晒的煤球儿中间去找，而迎来的，是煤球儿大汉狮子般的怒吼。多年后，我读到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卡西莫多，刹那间会想起那位色黑而魁梧、苍老中展现着力大无穷的摇煤球儿工人。

　　准备好引火之物，取灯儿（火柴）备好、废报纸找出来、劈好劈柴、炭和蜂窝煤就位、水吊子（水壶）灌满了放在一边，准备好各种工具——火筷子、火钩子、小煤铲儿、夹剪儿、土簸箕。就等于宣告：我要在院儿里笼火了，都闪开别呛着。

　　夹剪儿，形似抻长的剪子，不过，与剪子略有不同的是，交错的两刃实为前短后长的两根铁棍儿，把铁棍儿插进蜂窝煤的窟窿里，用于夹煤而又不使之破碎。

　　火筷子，首要用于捅蜂窝煤眼儿，也有人家炖猪蹄儿时用于烧红了燎猪毛，还有的人家用来打孩子，据说效果极佳。

　　笼火先划火柴引燃报纸，点燃的破报纸吐着企图舔伤你的火舌，还得护好套袖别给燎着了，赶紧塞进炉膛，往里稀里哗啦地倒劈柴。劈柴过去有卖的，五分钱一斤，但哪能花这冤枉钱呢？！50年代，会找点破木头当劈柴，再不济找点树枝子。1960年，大街上连块劈柴也捡不到k1体育。

　　此时冒起来的烟，是要覆盖整个院落的。那烟冒得猛烈，突突突一大团一大团的，再往里加煤球儿或煤核儿，或压上块炭，然后压上水壶，否则满院子就没法待人了。雾散烟消时，炭还会继续冒烟，着透了，夹块蜂窝煤放下去，来回转动对准火眼，每个火眼都要用火筷子（或叫火通条）欻欻地捅下去，上下如老房子的磨砖对缝般齐整，仿佛一个老人在嗽清喉咙。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快要燎着你的头发了，待蓝色的火苗从蜂窝煤孔中冒出来，便是一次成功的笼火。在炉台上呈三角形摆放三小块支炉瓦儿或碎砖头，尽量放平整，上面便可用水汆儿坐水，可用大黑铁的水吊子烧水，洗完头后可就着火烤干头发。还可以把隔夜的凉白薯、早晨吃剩的烧饼和被冰雪洇湿的毛窝（棉鞋）一起来烤一烤，也可烧红火筷子来烫猪蹄儿（北京话叫爪尖儿）上的毛。

　　火有其用，只要点燃了，炉子上就老坐着东西，绝不浪费一丝热能。烧乏的煤自动变成炉灰，拿火钩子从炉膛下的阀门里伸进去擞火，在上面也用火筷子通一通k1体育，红色的煤块会稀里哗啦地落下来，顿时暴土狼烟。有经验的人噗的几口凉水喷出去，马上尘埃落定。随后用小煤铲儿铲到土簸箕或煤撮子里，倒到大街上的垃圾桶中。煤灰煤渣有时会用来应急，铺垫雪后结冰的路面。有时，煤烧完了却怎么捅都不碎，这就是俗称的炼焦渣子。这时我可以夹着三块黏成一体的火红的乏煤，跑着戏台上的圆场，直接扔到大街上的垃圾桶里。

　　整个冬天里，火炉子每天全燃烧时要烧十五块煤，在过去也是笔不小的挑费。省煤还是个技术活，这就需要封火。如果适时封着火，一天烧八块蜂窝煤就够了。

　　临出门、临睡觉甚至临睡午觉时都要把火封上，让火苗在蜂窝煤的内部慢慢磨蹭，不要让它像核裂变一样瞬间完成。早晨起来或外出回家时，头一件事是把火打开。封火时要添煤，要是添到炉膛的嗓子眼儿了，就用夹剪儿压着小炉盖往下按。大凡高手，能连添三块煤，让火由底下一直慢慢着上来，火苗升得匀称，满屋子温暖还省煤。再用火钩子加上小、中、大三个火盖，上面继续压上一壶水。如果醒来或回家时火灭了，相当于一次事故。炉膛里的火苗，就像是远古时的火种，被冬天胡同里的人家看得比眼珠子还珍贵。一切用煤的准则在于“节约”二字。煤的能量要尽可能完全地化为屋内的温暖和桌上的热水熟饭，那么即使不做饭时，也要坐上壶水、烤上白薯、熥上烧饼，让它们在煤渐渐化为灰烬时吸收了煤的能量；在离家外出或感觉屋里不冷时，就适当封一会儿火。

　　生火也有技巧。万一火快灭了，就要添块炭，把炭放在煤气灶上烧一阵，着了再放进炉膛。满屋子已飘烟成了毒气室，这招万不得已才用。还有个办法是带一块新煤去街坊家换一块乏煤，自家的火就能续上。弄灭了火，或者生火生得不好，都要被骂，因为烧煤就是烧钱。

　　南北方的火炉子是不一样的。在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曾经有个隆公道白炉铺k1体育，专门生产南方人在京用的小白炉。那种炉子不大，像个火锅或尿盆，是纯用耐火土捏出来再烧的，除了箅子以外都不是铁的。是烧炭的，只有烧得差不多，没有蓝色火苗时，才能搬到床头来取暖，以防煤气中毒。那家白炉铺子，养了一头可爱的小毛驴来拉碾子，那碾子里碾着各种耐火土的原料，然后像做陶瓷那样做出模子来烧。

　　而北方的火炉子却不一样。外壁是生铁的，内壁是耐火土，如果火筷子捅到炉子内壁上，或劈柴煤球儿放不均匀，或干脆是年头多了，内壁都会结出焦来，煤就不好烧了。这就需要搪炉子，以防止炉的内壁越烧越薄。

　　往往是每年春天收了冬日的炉火，撤了烟筒，便要搪炉子。搪炉子是由奶奶或父亲来做的，找来黄土泥、青灰（商店有售）和缸瓦碴儿（缸瓦打碎后的渣子），把它碾成碎末和泥，这是土法自制的耐火土。手拿着泥顺着炉口伸进去，一点点地贴在炉膛上，把炉膛上下弄平了，要直上直下而不是转着圈。再找个破碗碴儿，把内壁上下抹得光滑点，晾干后，再用劈柴烧一下，就彻底干了。

　　大街上有专门搪炉子的，多是煤铺或建材店，贴个条写上：搪炉子。一般也就两三毛钱。人家会有个工具，一个大型的长竹筒，用来平整炉膛的内壁，比自家把手伸进去方便得多，搪好后使的时间长。炉灶在过去是个大行业，德胜门内专门有家百年老店炉灶曹，大约在德内果子市一带，专门给人搪炉子盘灶，改革开放前还在那里营业。

　　刷烟筒是个神奇的工作。电视上有个拍酱坊的电视剧，有人在酱缸的边缘做缸上飞，接下来会一下子摔到缸中。我从小就常常站在缸的边缘，用秘制武器在泡于缸中的烟筒里来来回回，使劲地捅捅捅。

　　小时候，大水缸变成了刷烟筒的，水缸里泡出油烟子黑泥汤的水，仿佛是电视里波斯湾泄漏石油的海平面。刷烟筒前要先自制一把大号刷子：铰下一片纱窗来，绑在一根大棍子的一头，再站在缸的边沿，捅进烟筒的内壁，给这几段儿凭票买来的、被熏了一冬天的烟筒清清肠胃。在万物要票的年代，烟筒票和购货本、过年的瓜子票一样珍贵。

　　烟筒坏了还是可以修理的，地点叫黑白铁铺。铁制品中没镀过锌的叫黑铁，镀过锌的叫白铁，也有串胡同上门的。那时候，不仅是烟筒，连搓板都有人修。

　　90年代后期，不少人家装上了土暖气片。一个屋子里有两个暖气片就十分暖和。离床近的地方，便成为家里的大肥猫团成球安睡的地盘儿。猫会霸道地把人拱开：“去，那边点。”你要是拍了它一下，它不理你。等你在另一旁看书或忙其他事时，它悄悄地过来，打你一下就跑。

　　暖气片如超薄电视一般挂在墙上，里面是循环水，管子的一头接着炉子，好让炉子把暖气烧热。因此，火炉子不再打坐在屋中央或靠墙的位置，而是被搬到了厨房的一角，往往与煤气灶台并列。烟筒也可从厨房伸出去，屋子里更暖和了。每年暖气片里要换一次水，只听管子一阵咕噜噜地响，从中导出一股沾满铁锈的泥汤子。暖气管子是拧在一起的，中间要缠上麻或生料带，否则拆换时再也拧不下来，要用钢锯锯掉。

　　旧京人云：“有钱不住东南房，冬不暖，夏不凉。”冬天的南屋里偶有暖气片不够劲儿，冻得手脚冰凉。这时候再加上个电暖气，电表嗖嗖地转，照样暖和不到哪儿去。

　　曾有一阵子，北京人热衷于住楼房，再也不想住胡同了。这样就能在自家洗澡，不用去胡同里上公共厕所，不用搬蜂窝煤和煤气罐（简易楼除外）。

　　2003年，煤改电了。北京三环内不让烧煤了，家家统一用电暖气，晚10点后电费五折，街道里还有补助。刚开始比烧蜂窝煤贵，后来所有东西都贵，也就不觉得贵了。人们也不再说北京土话，不再管水壶叫水吊子，也不管棉鞋叫毛窝。年轻人不知道烘笼儿、支炉瓦儿、水汆儿和水憋子是什么。搪炉子这项“非遗”，在北京几乎是老和尚看嫁妆——下辈子见了。

　　一晃数年，那拎着簸箕来到蜂窝煤山前，掀起塑料布和棉被，撸起袖子搬蜂窝煤的日子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　　古老的胡同中辉映着女人劳动的身影，她们是朴实的老太太、老大妈、中年阿姨和年轻的小老妈儿（一般指婚后二十多岁的妇女）。身为育龄人口的胡同爷们儿，从小就被家人教育：对象“得找一会做饭能干家务的”。如百年前的童谣：“小小子儿，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，要媳妇干吗呀？点灯说话儿，吹灯就伴儿，早晨起来梳小辫儿。”清朝时男孩儿十岁左右就留辫子，我坐在门墩儿上长大，但早已不用梳小辫儿了。

　　老年间的胡同生活里不看重女性的聪明才智，仿佛女人生来就要被关进“家庭监狱”。“”的内容是买菜洗衣服做饭刷碗，直至把一生都用在房间里与灶台上。因为传统的观念是男人挣钱养家，女人花着男人的钱，那么做家务再辛苦，似乎也是天经地义。但我相信，这种观念一定会改变的，实际上，它已经渐渐在改变了。

　　从经济上讲，要鼓励雇用他人来做家务，自己用那段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。但老辈儿人的账不这样算，他们都是“消费即罪主义”者，那钱进了口袋就锈上了，铁钳子都拧不下来。他们总说：“不做饭，那咱（这日子）过什么？”如同在说：“念书有什么好？工作都找不着。”便死也不接受用刷碗机、扫地机和请小时工，看着儿女干家务才肯放心，而且特别鄙视年轻人连钉钉子都不会，东西坏了打电话叫人上门。男人是否会换灯泡、装烟筒、搪炉子、修理门窗家具，甚至做个沙发，曾一度是丈母娘挑女婿的标准。

　　长辈不理解年轻人个个都那么忙，更不理解人需要荣誉感（做家务不会评劳模），年轻人也不理解他们个个都是钱狠子（把钱看得太狠）。

　　在20世纪20年代，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提出家务劳动同样是职业，50年代中国出版过一些《论家务劳动社会化》的小册子，以宣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，提倡从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，并走向主义。工作中无性别，没人会因为你是女性而特别照顾你；家庭中有性别，许多人家把家务担子压在女性肩上。更多的女人不用人压，自己就主动挑起了生活中的重担，从此陷入鸡零狗碎的泥淖中，任由肉身变成冰冷的机器。人们在拼命赞扬母爱、赞美女人勤劳时，也在拼命地“谋杀”她们。幸好自来水、煤气罐、电暖气和空调早已从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，但愿有更多女性学会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，让人获得更大的解放，不要成为家务劳动的工具。

　　在现代都市中，宁可放弃柴锅炖肉的醇厚浓香也不要耗时费力去劈柴，尤其是，这种劳动不应从理论上成为女性的任务和负担。我不愿女性把家务劳动视为有成就感的职业，更希望能运用科技和经济力量来简化它，取代它。

　　就现在而言，如果做饭还要像从前那样笼火，那还是叫外卖更方便。希望胡同里不再有那么多的家务，即使有，也不要只由女人来承担。